1959年9月25日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山厅主持了一场盛大的庆功晚宴。此次宴会并非为其他目的，而是为了庆祝人民大会堂按时完工。宴会中，周恩来频频举杯，向参与建设大会堂的各位功臣表示敬意。当他走到与自己同桌的张镈时，笑着举杯并对他说：“我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非常满意，给你们打个五分。”这简短的评价，虽言简意赅，却让张镈内心激动不已。他深知，周总理的话不仅是对自己的认可，更是对所有参与设计的人的褒奖。

张镈在晚年回忆写《回到故乡——建筑师张镈回忆录》时，深情地谈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与建设。他提到，所有的成就都应归功于周总理，归功于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支持。如今提到张镈的名字，许多人可能感到陌生，但在建筑设计领域，他无疑是世界级的巨匠。

张镈一生的建筑成就，大多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的。像人民大会堂、民族文化宫、北京饭店等著名建筑，背后都凝聚了张镈的智慧与努力。他主导了超过两百项建筑工程，造诣深厚，在世界建筑界声誉卓著。然而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当张镈决定回国时，他放弃的可是令人艳羡的优厚待遇。

张镈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他的父亲张鸣歧曾任清朝两广总督。尽管张鸣歧在政坛上的表现并不突出，且抗战期间曾与日伪政权有过合作，但他的几个子女却都学有所成，均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张镈的大哥张锐就是著名的市政专家，也是他走上建筑设计之路的重要引路人。张锐是家里第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人，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市政专业硕士学位，并常常与张镈分享他的经验和观点。张锐告诉张镈：“在西方，建筑师就像律师和医生一样，是独立的自由职业者，不依附于任何人。”

张镈曾在梁思成的启蒙下，开始对建筑设计产生浓厚兴趣。1930年，张镈高中毕业后，考入了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，建筑系的名气全国闻名，梁思成和陈植等教授是他的师长，为他日后从事建筑设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大学毕业后，张镈进入了当时中国最有声望的建筑设计事务所——基泰建筑事务所，遇到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导师杨廷宝。张镈曾回忆道：“杨老师对我的影响，主要体现在设计实践方面，这与梁老师的理论教学相得益彰。”

在新中国成立之前，张镈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，是负责测绘故宫中轴线上的古建筑。一次，中国现代建筑学会创始人朱启钤遇到了张镈，并谈到在战乱中的忧虑。他建议张镈参与故宫古建筑的精确测绘工作，以确保文物建筑能在日伪统治下不遭破坏。张镈内心被深深触动，认为这是为国家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，便欣然答应。然而，这项工作当时却并不容易，因为要与日伪政府签订合同。为了避免事后遭受谴责，张镈以“张叔农”这一化名与伪建设总署签约。尽管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张镈依然完成了这项工作。历时四年，他绘制了704幅精细的图纸，这些图纸不仅忠实记录了历史，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张镈曾在香港居住一段时间，基泰建筑事务所给予了他极为优厚的待遇，不仅提供豪华的住房，还给他高达10两黄金的月薪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额财富。但尽管如此，张镈内心并不安逸。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岁月中，国土被列强占据，这让张镈感到内心的煎熬。直到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，这一历史性事件深深触动了张镈。

特别是当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时，张镈看到中国军队战胜了强大的对手，他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同时，他也被新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雄辩激励，决定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。张镈放弃了在香港的优厚待遇和个人积蓄，毅然决定回到祖国。

1951年3月26日，张镈回到了北京，并受到北京市委领导的热烈接待。他很快加入了永茂建筑公司，后来这家公司改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，张镈成为了建筑设计院的八大总工程师之一。张镈的设计作品很快遍布大江南北，特别是友谊宾馆的设计，不仅让他在国内外声名鹊起，也得到了梁思成老师的高度赞扬。

1956年，张镈接到了设计民族文化宫的任务。那时中央决定在建国十周年前完成十大建筑，其中就包括人民大会堂和民族文化宫。为了确保建筑按时完工，张镈和团队开始了艰苦的设计与规划工作。天安门广场的设计工作也在张镈回京之前就已展开，而设计的难度在于必须综合考虑广场周围建筑的协调性。

经过反复比选和修改，最终，张镈领导的团队在1958年9月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设计方案。然而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周总理的领导作用尤为关键。在大会堂设计过程中，周总理提出了许多细节修改建议，诸如大会堂的门阶设计要方便老年代表进出，坡道要设计得既不使人疲劳，又能兼顾轮椅通行。

张镈回忆起周总理的指示时感慨万千：“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师这个头衔，应该归功于周总理。”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，还是极具远见的建筑设计师。若没有周总理的悉心指导和独到的构思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将难以想象。